但好的文艺作品其标准从来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用雅与俗区分文艺作品的好与坏，认为雅的就好，俗的就不好。这未免太简单化了。
有人喜欢阳春白雪，有人喜欢下里巴人，全凭个人趣味，与人品无关。如果非要上升到品味甚至人格高度去评判这个问题，那肯定费力不讨好，会讨人嫌的。
我们说文艺创作要百花齐放。既然允许百花齐放，那就不能凭个人好恶人为裁判，看什么花顺眼让什么花开，看什么花不顺眼就不让它开。牡丹高贵妖娆，荷花清新脱俗，狗尾巴花朴实无华，所有花的存在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各有各的风采，本无高低贵贱之分。是不同的人根据个人好恶把他们分成三六九等，他们自己何罪之有？至于那些有毒的花，人们自会选择避开，何必杞人忧天。
雅与俗不那么容易分清楚的，同一件作品彼时彼地可能被认为俗，此时此地也许被认为雅，反之亦然。人们一谈到文艺作品，马上喜欢用雅与俗区分，并且雅要向高上靠，叫高雅，俗要向低上贴，谓之低俗。作品的雅俗之分，无形间把欣赏作品的人分成了两大阵营，而且雅俗相轻，全然不顾自己的轻率和无知。
现在恐怕没人会说《二泉映月》俗吧，作为二胡名曲，它已经成为中国民间器乐创作曲目中的瑰宝，享誉海内外。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在听了二胡独奏后情不自禁掩面而泣，他说，“这种音乐应当跪下去听，坐着和站着听，都是极不恭敬的。” 但想当初，穷困潦倒的瞎子阿炳（华彦钧）为了生计，在街头卖艺弹拉这首当时还没有名字的曲子时，围着他听或者看热闹的人们不会是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甚至连衣食无忧的中产阶级也算不上，阿炳做梦也想不到这首行走江湖排解忧愤顺便挣点小费的村野俚曲会赢得后来的荣耀。《白毛女》是中国第一部民族歌剧，在我国民族歌剧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诞生于抗战时期的延安，面对的受众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八路军官兵和普通老百姓，曾经演出30多场，受到空前热烈的欢迎。在一次演出过程中竟发生了这样的事，一位被剧情感染的小战士愤怒地向扮演地主的陈强开枪，差点酿成大祸，作品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白毛女》并没有高不可测的玄而又玄的东西，在音乐上，采取了河北、山西、陕西等地的民歌和地方戏的曲调，加以改编和创作；在表演上，借鉴了古典戏曲的歌唱、吟诵、道白三者有机结合的传统；在语言上，对白是提炼过的大众化口语，自然、淳朴。当时就有人认为它和西方歌剧相比不够正统高雅，非驴非马，虽有宣传效果，而无艺术价值，根本不能代表民族歌剧的未来。但就是这部被某些人不看好的有点俗的歌剧最终成了中国歌剧的奠基石，开创了中国新歌剧的里程碑，而且经久不衰，直到今天，《白毛女》作为中央歌剧院的经典曲目仍在不断上演，给无数人带来艺术享受和感动。
既然文艺作品的雅和俗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那么不妨都宽容一些，没必要搞得剑拔弩张，非黑即白。给作品以足够的时间和空间，雅俗的转换或许就在时空之间。
有人喜欢雅一点的，有人喜欢俗一点的，关键在于能不能消化吸收，满汉全席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大多数的人更习惯粗茶淡饭。想用一种药治疗两种病，多数时候是行不通的，如果有自誉为高明的医生开出这样的药方，多半会让人怀疑他的水平和居心。
有人为了迎合某些需要，偏偏弄些雅俗杂陈的东西，试图让不同层次、不同趣味的人都喜欢，妄想两面讨好，结果弄得互相指责，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自己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落人。
有的人总喜欢追求一种雅俗共赏的境界，可事实是雅与俗很难共生，适合雅的地方不一定适合俗，适合俗的地方不一定适合雅。既然雅俗很难共生，那又何必非共赏不可呢？雅俗分赏不是更好吗？喜欢欣赏雅的就去欣赏雅，喜欢欣赏俗的就去欣赏俗，两不相干，各取所需，何乐不为？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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